要解決中國今天的問題，答案并不難找。改革不應成為精英專利，良性的改革必須有公民大眾參與，而公民的政治權利只有通過憲法才能得到保障。只有讓憲法規(guī)定的制度真正運轉起來，中國的改革才能走上正軌
司法不公讓民眾神經不得安寧
     周大偉在《北京日報》刊文說，多年以來，在我國普通民眾中流傳著一種說法———“打官司就是打關系”。這個廣泛流傳的說法說明法律界存在某種“江湖氣”。
     我們經常會看到或聽到這樣的情況：一旦打官司，當事人腦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“找人”。在打官司過程當中如果出現(xiàn)不順利的事情，馬上想到的是，對方在法院里一定有人，或對方一定“找人”了。律師也常常會跟當事人反復傳送一個信息：我認識法院(或檢察院、公安局)里面的人。但當事人與他簽訂合同以后，他可能會有各種說法，他會說我只認識庭長，這個事兒院長說了算，你們還得想辦法托人去找院長；或者說我只認識副院長，這個事還得上審委會，等等。總之一句話，還是需要不斷地去“找人”。
     當今中國，政治權力在整個社會關系中處在最重要的位置。因此，關系網(wǎng)實質上就是“官”系網(wǎng)。法律職業(yè)群體的關系網(wǎng)是國家和人民最敏感的神經。這個關系網(wǎng)不理順，不把它引向健康的軌道，中國民眾的神經就不得安寧。
權力本位無法建立公正秩序
     網(wǎng)絡上流行這么一個段子：你跟他講法律，他就跟你講政治；你跟他講政治，他就跟你講民意；你跟他講民意，他就跟你耍流氓；你跟他耍流氓，他就跟你講法律。一句話，這是權力本位體制運作的邏輯。誰擁有更大的權力，誰便是游戲的贏家！這說明司法力量缺位導致的社會公正問題已比較嚴重。
     當錢和權能左右法律時，任何人都可以變?yōu)槿鮿?。在目前中國，由于法律不可靠，民眾常常寄希望于通過上訪實現(xiàn)公正。信訪制度本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，其思路是當下階權力不作為或運作不當產生社會矛盾時，用上階權力予以修正。即使在社會結構單一，社會矛盾較少，政府與社會關系也相對簡單的計劃經濟時代，信訪制度功能的發(fā)揮也是差強人意。如今，市場經濟運行多年，社會結構已高度多元化，各種社會利益和矛盾紛繁復雜，信訪制度越發(fā)滿足不了民眾對社會公正的需求。
     更為嚴重的是，官員權力失控對社會公正的損害已助長社會的暴力傾向。近年來，在自焚、自殺等消極抗爭的事件之外，訴諸暴力手段的積極抗爭事件也不斷增多。網(wǎng)民對楊佳案、夏俊峰案再到5·26江西撫州連環(huán)爆炸案的態(tài)度更是發(fā)人深省。
要改變這種狀況，以司法制約官員權力是關鍵。文明社會的經驗表明，司法是堅守人性底線的關鍵屏障，也是建立社會公正秩序的根基。近幾年，中國社會維穩(wěn)費用不斷攀升，但社會性群體事件不減反增。要走出“維穩(wěn)”怪圈，建立社會公正秩序，司法改革不能再拖了。
     法治建設是個政治難題
     每年的“兩會調查”，社會公眾對司法公正的關切都位居前列。“當正義受到侵害，權利被剝奪時，最后的希望就是司法，通過司法裁判恢復正義，獲得公正。因此，司法往往被稱為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。”全國人大代表徐顯明說。
     改革開放以來，我黨在意識形態(tài)和制度兩個層面上進行了調整，表現(xiàn)出非凡的靈活性。如變革其意識形態(tài)標準以及吸收企業(yè)主入黨，但是黨如何讓自己遵從法制，以實現(xiàn)國家的全面制度化，至今仍是一個根本性挑戰(zhàn)。而且隨著全球化的深入，它所帶來挑戰(zhàn)的清單也變得越來越長。
     孟德斯鳩斷言：“無論何地，如果有商業(yè)，那里的人們行為方式就會是溫和的。這是個一般的規(guī)則。商業(yè)軟化野蠻的行為方式，使其變得溫和，如同我們每天所看到的那樣。”經濟發(fā)展能夠軟化政治權力，能夠消除掌權者的專斷和權威主義的決策方式，使其尊重人民的基本經濟自由權利。但不斷擴展著的利益社會形成了自身的動力，制造出政治改革的壓力。而且伴隨全球化而普及的是法治認識，法治的核心是如何馴服國家。盡管我們反復強調法治，但在一些領導者的心態(tài)中，法律仍然是一種統(tǒng)治工具，仍有人難以理解黨應該接受憲法監(jiān)督。由此可見，法治建設是中國政治發(fā)展的一大難題。
     忽視司法價值導致改革低效
     章武生在《北京日報》刊文說，目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應當是司法體制改革。我們過去的不少改革措施收效不大，與忽視司法的價值有密切關聯(lián)。現(xiàn)代社會本應處于重要位置的司法在我國長期處于政治系統(tǒng)的邊緣。司法權這樣一種保障現(xiàn)代國家和社會正常運作的重要權力也被置于無足輕重的地位，發(fā)揮的作用極其有限。而這種忽略無疑是一個嚴重的失誤。放眼世界歷史，司法在政治發(fā)展中的價值已被很多國家的政治實踐反復證明。任何政治系統(tǒng)的制度化和法制化過程都不可缺少它的司法結構和功能，并且，無論從理論抑或經驗上來看，結構合理、功能正常的司法還構成了制度化和法治化的主導性力量?；谶@樣的認識，有學者提出了中國政治發(fā)展的理想模式，即經濟發(fā)展——— 法制和司法改革———法治建設——— 自由權利與民主選舉——— 行政與政治革新——— 經濟發(fā)展。在這個發(fā)展的“圓圈”中，司法改革處于基礎和前提的地位，而司法改革的重點又是司法體制的改革。
        憲法落實不到位改革會出問題的
        中國政府創(chuàng)新網(wǎng)發(fā)表張千帆的文章說，在憲法基本上不發(fā)揮作用的情況下，改革是要出問題的。
        近年來的改革證明，未必所有的改革都是好的，當某些條件不滿足的時候，改革可能不是越改越好，而是越改越糟。
        良性改革至少要符合兩個條件。一是必須允許平民大眾的參與，他們可以向政府表達基本訴求，有說“不”的權利，能夠抵制對自己有害的政策。二是政治精英、官員足夠開明，歡迎大眾的參與，至少能夠寬容公民參與，并且在壓力之下，為了能夠延續(xù)長期執(zhí)政，而自愿推行良性改革。
只有具備這兩個條件，良性改革才能持久進行下去。我們可以把從1978年到1990年之間的10年改革定性為“幸運的例外”，它雖然有一定程度的公民參與，但參與遠遠不夠。但是它仍然發(fā)生了，也取得了很大成績，但問題是這樣“幸運的”改革很難永久“幸運”下去。如果改革不符合以上兩種條件，最終難免越改越糟。
       要解決中國今天的問題，答案并不難找。改革不應成為精英專利，良性的改革必須有公民大眾參與，而公民的政治權利只有通過憲法才能得到保障。只有讓憲法規(guī)定的制度真正運轉起來，中國的改革才能走上正軌。

信息來源：濟南日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