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來，在西方國家的選舉過程中，令人意外的結果時常爆出。比如在美國，作為一個無視“政治正確”的億萬富翁，特朗普的當選給美國政壇帶來不小的沖擊。如今，特朗普執(zhí)政已滿一年，美國社會分化、黨派爭斗問題不斷加劇，各方面對他的批評從未停止過。其中，特朗普選人用人的方式頗受質(zhì)疑，也讓人們對美國政府官員選任制度進行反思。

　　在特朗普的內(nèi)閣成員中，除了白人男性占據(jù)多數(shù)以及多名成員軍方背景、鷹派取向明顯，更為人指摘的有三點：一是名單中很多人沒有多少從政經(jīng)驗，只是與特朗普意氣相投，屬于“政治票友”；二是有任人唯親之嫌，將家人任命為自己的高級顧問；三是富人當政。據(jù)有關機構估算，內(nèi)閣成員的財富遠遠超過美國1/3家庭的財富總和。

　　這種大膽任性的選人用人方式，不僅打碎了美國教科書中塑造的政治家形象，動搖了中低層家庭出身的青年人也能成為政治家的夢想，也讓許多人對美國政治模式開始懷疑、失望。對此，特朗普本人說：“我想要那些已發(fā)家成功的人！”

　　這種讓發(fā)家成功的人治國理政的論調(diào)，也許像一些人所抱有的希望那樣，能將這類人經(jīng)商的成功經(jīng)驗轉化為從政的有效措施，打破華盛頓的官僚主義。但事實早就證明，這是二戰(zhàn)后西方制度自我調(diào)整過程中陷入的一種認識誤區(qū)，也就是將政治簡單地等同于市場，用效率原則衡量一切，試圖用市場方法解決所有問題。在這種認識下，就會有部分人希望通過選一個成功商人來領導國家，解決傳統(tǒng)政客們無法解決的問題。但是，近年來經(jīng)濟學領域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，公共管理學中對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反思，揭示了這種認識的內(nèi)在缺陷。各國實踐也證明國家治理遠比公司管理復雜，效率只是國家治理追求的目標之一，而且還不是首要目標。國內(nèi)關系平衡、國際關系調(diào)整，不能寄希望于一次選舉、一個人轉型就能實現(xiàn)。

　　進一步說，美國政府的組閣方式充分顯示了“誰在統(tǒng)治美國”的制度困境。馬克思早就精辟地指出，國家本質(zhì)上是階級統(tǒng)治工具。自從資產(chǎn)階級掌握政權后，就一直通過制度設計、意識形態(tài)建構、思想觀念馴化等多種方式掩蓋國家的階級本質(zhì)，偽裝其政權具有人民性、政治具有公平性。定期選舉就是這樣一種制度設計，以選舉授權的方式，將人民的權力轉變?yōu)樯贁?shù)代理者的權力，實現(xiàn)后者統(tǒng)治的合法化，并以形式上的平等自由參與掩蓋選舉過程的不公平和結果的不公正。并且，選舉之后的治理問題并沒有隨之解決。

　　在美國，多黨制帶來的一個后果是政黨分贓，也就是根據(jù)政治效忠而非能力來任命公職人員。盡管職業(yè)文官的出現(xiàn)確保了政府基本運行不受選舉影響，但是總統(tǒng)依然掌握著重要職位的委任權?？偨y(tǒng)會用一些職位來回報競選“金主”或關系密切者。隨著競選支出的不斷增加，資本力量對于政治的影響更為深刻，干預政治的方式更為直接明顯。有研究顯示，從1953年到1980年的九屆政府中，擔任過國務卿、財政部長、國防部長等重要職務的有23人，其中10人曾是大公司董事或高級合伙人，8人曾是大公司董事長或總經(jīng)理，5人曾在華盛頓或紐約做過高級律師。除了核心職務，其他要職也是一樣。比如，杜魯門兩年間任命了120名官員，49位是銀行家或實業(yè)家，其他人也大都與財團有關。在奧巴馬第一屆政府中，1/3的成員來自游說團體。

　　因此，特朗普的內(nèi)閣成員名單中富翁云集并非特例，只不過是資本在國家統(tǒng)治中力量日益明顯的體現(xiàn)。美國政治學者自己也認識到，他們的民主制度可能正在倒退。對此，馬克思曾一針見血地指出，在自由競爭的情況下，自由的并不是個人，而是資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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